秘密社团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14位美国总统，从乔治·华盛顿到杰拉尔德·福特，据称都是共济会领导，该组织通过特殊符号、特殊握手方式和密码保障集会的秘密性。即使到了2004年，两党的总统候选人（乔治·W. 布什和约翰·克里）也都是同一个秘密大学兄弟会的成员——耶鲁的“骷髅头”兄弟会。

这类社团可能对外人来说相当奇怪，但它们都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它们自带的特殊纽带让成员自动建立起情谊，真诚地互相帮助。成员们能够彼此信任，互相推荐，合作经商，即使他们本身可能并不熟。当然，共济会或者骷髅头之类的兄弟会组织并不秘密，也不愿意保密。

另一种秘密社团在美国更为重要、普遍，远超同类组织，需要绝对保密。成员间像家人一样紧密联结，组织只接纳最成功的商人，通过歃血为盟、焚烧圣物、郑重盟誓等古老的仪式加入。只要有利可图，成员也和非成员做一些生意，但重要的经营活动都是在组织内部协调进行的。

这个社团建立于19世纪90年代的纽约，由于成员间的忠诚和紧密合作而日渐壮大，在20世纪20年代蓬勃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全国（甚至可能是国际）组织。然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他们是谁？他们称自己为“诚信的人”，但我们称他们为黑手党，称他们的组织为美国黑手党组织。

新成员加入黑手党组织后，他会发誓遵守很多规则，包括“绝不和外人讨论组织”“除非老大同意，否则绝不杀害组织成员”“绝不与组织成员的妻子通奸”等。但是，黑手党誓词中最重要的是“缄默法”，保持绝对沉默，绝不同执法机关合作。任何违反此法则的成员都会被折磨杀害。不仅如此，“组织”通常会派他最好的朋友完成这个肮脏的勾当——这一个强有力的警醒，提示“组织”的重要性永远排在第一位。

缄默法能够有效地抵挡执法机关引诱组织成员背叛组织、告发其他成员的举动。毕竟，如果你知道招供就会被杀，囚徒困境就不是什么困境了。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尽管黑手党组织声名狼藉，却没有一个成员承认组织的存在，直到1963年，一个名为约瑟夫·沃洛齐（Joseph Valachi）的热那亚组织低级成员出庭做证，供述了该组织的运作细节。沃洛齐面临谋杀多个狱友的指控，因为他相信他们是热那亚老大派来杀他的。他在黑手党中的关系已经断了，唯一的希望是和检方合作，出庭做证。此后，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余生。

沃洛齐的证词对黑手党极为不利，政府官员和执法机关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必须消灭黑手党组织。1970年，国会做出反应，出台了《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RICO），规定只要加入犯罪组织就会受到惩戒。同年，国会证实了将开始“证人保护计划”，作为《有组织犯罪控制法》的一部分，保障联邦证人及其家人的安全和秘密重新安置。《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允许执法机关逮捕任何知名的黑手党成员，证人保护计划则反击了黑手党组织对叛徒的惩戒。可以想到，组织成员应当纷纷做证，黑手党组织土崩瓦解。但事情没有这样发展。

很多黑手党人落网，但20年来都没有重要人物接受证人保护计划。显然，对这些黑手党老大来说，保持对黑手党的忠诚带来的好处比免于牢狱之灾更重要。尽管如此，《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逮捕行动都是一种瓦解，逼迫黑手党更快选出新的领袖、招募新的成员，筛选很可能不再那么谨慎。可以想象，这样的内部动荡会降低黑手党组织的稳定性，甚至降低部分成员对组织的忠诚。无论根本原因何在，执法机关都在1991年获得了重大突破，甘比诺家族的二号人物萨瓦托·“公牛”·甘比诺背叛组织，指证了一号人物约翰·戈蒂（John Gotti）。

与之前的黑手党老大不同，戈蒂一心想出风头。这使他的部下十分担忧，谁也不愿意因为戈蒂引起的注意招惹上麻烦。戈蒂和甘比诺被捕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给甘比诺播放了一段秘密录像，其中戈蒂批评他意图“在大家庭里建立小家庭”，还表示不知道为什么和甘比诺合作的人都死了。甘比诺和戈蒂之间的信任土崩瓦解，美国联邦调查局获得了他们需要的开局。1991年11月，甘比诺成为政府证人。他的背叛带来了泄洪一般的连带效应，各地的黑手党重要人物显然都对誓词失去了信仰，纷纷选择做证。

讽刺的是，甘比诺最后也反受他创建的“告密”文化之害。1995年，结束证人保护计划之后，他甚至还公然嘲讽了纽约黑手党：“他们要是派一个小队来杀我，我就把他们杀光……就算最后他们能杀掉我，也会有很多尸袋寄回纽约。”甘比诺扶持的迷幻药非法交易帮派每周可获利50万美金。但最终，帮派内部的线人指证了他，甘比诺被判20年有期徒刑。如今，甘比诺还在监狱里，据狱友称，他只在吃饭时离开牢房。

合作的两大支柱

美国黑手党的覆灭十分缓慢，因为有两大合作支柱支撑着它：

1.内心对合作的渴望，尤其是其他人都在合作的情况下。

2.有能力惩罚不合作的人。

有任何一个支柱的支持，都可以达成合作。例如，想象一段“真爱”中，双方都害怕伤害另一个人。这样的恋人没有能力惩罚对方，但只要双方愿意合作，就可以合作。另一方面， 在重复囚徒困境中，没有人有合作的内在渴望，但每个人都有能力“惩罚”不合作的人，只要自己不再合作就可以。（稍后详细讨论。）

“内心的渴望”重于“惩罚的能力”

任何一个支柱都可以保证合作，但“内在渴望”能够更安全地保障合作关系。如果参与方都存在合作的内在渴望，关系的预期时长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只有惩罚的威胁支撑合作， 参与方必须同时相信（并且相信对方相信）这段关系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为什么？假设我相信无论我们怎样做，我们的关系马上就要结束。既然如此，我知道对方无法惩罚我，就有了背叛对方的动机。第一个黑手党证人约瑟夫·沃洛齐在了解到热那亚家族决定杀掉他后就是这样做的。更微妙的是，如果我相信对方相信我们的关系马上要结束了，我就有动机抢先背叛对方，以免被对方背叛。甘比诺在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告知约翰·戈蒂准备背叛他的计划后就是这样做的。

“内在渴望”能够更安全地保障合作关系。如果只有惩罚的威胁支撑合作，参与方必须同时相信这段关系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黑手党经过几十年才瓦解，因为两个主要支柱都支撑着它。然而，只有惩罚威胁支撑的同谋关系就很容易瓦解。要有效瓦解同谋关系，只要关注核心战略性因素上的斗争，而非合谋的迹象。例如，医学专家长期以来一直使用传统治疗方式对抗生物膜（共谋细菌组织），但效果并不好。一旦医学专家采用博弈论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就注意到新的“特洛伊木马” 方式，可以十分有效地打击这类难缠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