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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俄罗斯安全部门如何利用年轻的激进分子将他们变成线人

米哈伊尔·索科洛夫知道俄罗斯特工可能正在监视他。他说他多年来一直在监视自己的莫斯科同事。现在他说他正在荷兰寻求庇护,他小心翼翼地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里走来走去,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他被招募为线人,他背叛了他加入的反对派团体,以及他为什么离开。“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话,他们真的认为中央情报局正试图促进俄罗斯的革命,而纳瓦尔尼是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索科洛夫谈到 FSB,这是在苏联解体时取代克格勃的机构。“他们部署大量资源和努力不让革命在俄罗斯发生。他们正在寻找外敌。”他说,FSB 还“痴迷”于了解谁可能接替阿列克谢·纳瓦尔尼( Alexey Navalny),他被毒害并现在被监禁,成为该国反对派运动的领导人。米哈伊尔·索科洛夫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震惊迫使他背弃了 FSB。

米哈伊尔·索科洛夫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震惊迫使他背弃了 FSB。索科洛夫的披露为克里姆林宫秘密安全部门的内部运作提供了难得的启示,并且是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最近出现的一系列叛逃事件的一部分。

从学生到间谍

索科洛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他在 2016 年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时是一名“19 岁的普通学生”,当时他加入了俄罗斯共产党,基本上是现代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批准的反对派团体,并开展了反对此类活动的运动。公共交通票价上涨等问题。但他也对地方官员展开了自己的独立反腐调查,这可能引起了一些官方的关注。“现在的俄罗斯和 2016 年的俄罗斯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他说。“那时你能够成为一名活动家并且很安全。我不是盲人,我看到了我的国家、我的人民有什么问题。我看到了欧洲的生活方式。我有动力让我的国家变得更好。”但在他从事激进主义活动的同时,他也躲过了义务兵役,索科洛夫说这就是联邦安全局针对他的方式。“我被要求与征兵办公室负责人会面,一名 FSB 官员与我会面。该官员说他们已经跟踪我一段时间了,并给了我一个选择:同意合作或入狱两年。”索科洛夫说他害怕监狱,那里的虐待指控很普遍,并决定接受这笔交易是他唯一的出路。

密切关注纳瓦尔尼的资金战争改变了使命和思想

他告诉 CNN ,在 2017 年的一年内,索科洛夫开始自愿与纳瓦尔尼的反腐运动合作。到 2021 年,他成为该组织的工作人员,并与 FSB 共享关键信息。有时,FSB 的利益似乎与他的一致。“在地区层面上,他们确实对腐败官员感兴趣,”索科洛夫说。“在全国范围内,他们对谁在资助纳瓦尔尼的竞选活动感兴趣。他们有一个理论,认为我们是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 索科洛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他在与纳瓦尔尼竞选活动合作期间没有看到中央情报局资助的证据,而纳瓦尔尼本人也一直断然否认与美国情报机构有任何联系。

与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合影的索科洛夫与反对派领导人的距离不够近,无法获得有关他的情报,而是被告知报告资金的来源。

与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合影的索科洛夫与反对派领导人的距离不够近,无法获得有关他的情报,而是被告知报告资金的来源。随着克里姆林宫在国内加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索科洛夫说他被他的 FSB 处理人员派往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以渗透日益增长的逃离镇压的俄罗斯侨民社区。再一次,索科洛夫说,FSB 似乎非常担心中央情报局正在招募俄罗斯人。“他们认为格鲁吉亚安全部门正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指导下招募反对派成员,”索科洛夫说,尽管他再次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发生。索科洛夫说,他从不相信 FSB 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他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巨大的负担”。但他仍然承担了他们五年多的使命。

另一位年轻的活动家向 CNN 讲述了一个类似的强迫招募的故事,然后是 FSB 的要求。Vsevolod Osipov 在被接触时是俄罗斯边缘自由党的成员,尽管他告诉 CNN,他认为该组织太小而且微不足道,不值得安全部门的关注。但在他于 2021 年 5 月被拘留后,由于早前反对纳瓦尔尼被捕的抗议活动,当时只有 19 岁的奥西波夫同意监视反对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政府的俄罗斯个人和团体,以换取避免入狱。“我有各种各样的任务,”他说。“我必须会见特定的人,结识他们。例如,俄罗斯自由党领袖雅罗斯拉夫·康威(Yaroslav Conway)或格鲁吉亚自由俄罗斯基金会的首席协调员安东·米哈尔丘克(Anton Mikhalchuk)。”Vsevolod Osipov 说他的经纪人让他去了解俄罗斯人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

Vsevolod Osipov 说他的经纪人让他去了解俄罗斯人对乌克兰战争的看法。同样,对于西方情报组织可能有哪些外部参与(如果有的话),人们非常感兴趣。他说:“还有其他更复杂的任务——查明是否与西方有任何合作,或者查明某个特定组织的幕后情况,是否反对派正在为美国或其他外国特种部队工作。” .奥西波夫说,他也被派往格鲁吉亚,在那里他被告知要监督俄罗斯社区的意见,特别是关于乌克兰战争以及其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如何帮助乌克兰难民的意见。“战争一开始,我的经纪人就要求我了解社区对入侵乌克兰的普遍看法,”他说。“FSB 也对与西方安全部门的任何合作或是否有人从国外获得资金感兴趣。”他说,恐惧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和普京可能面临的危险。“俄罗斯安全部门非常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奥西波夫说。“当一个庞大的移民社区出现在国外,人们可以自由交谈,共同开展项目,帮助乌克兰难民,基本上在国外建立一个不受 FSB 控制的小俄罗斯——他们害怕历史会就像 1917 年列宁来到莫斯科并开始革命时一样,”他补充说。“他们担心他们的政权现在会在这场战争中受到影响。”他说他现在正在讲话,试图纠正他的一些错误,并可能为仍在俄罗斯的母亲提供一些保护。“我真的很想回家,”他说。“我不恨这个国家,我恨我们的政府,”奥西波夫补充道。回到阿姆斯特丹,米哈伊尔·索科洛夫说,2 月 24 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震惊压倒了他对后果的恐惧,并迫使他背弃了 FSB。

笑話教室:如何講出令人笑的笑話?

我現在會講一個笑話⋯⋯係咪未睇已經唔想笑?無錯,呢個世界最低手的講笑話方式就是話畀brooks shoes人聽你講笑話。笑得出,尤自可;笑唔出,真係好老尷;講完笑話人哋唔識笑才是真正的笑話。
笑話,真係唔係人人識講,如果唔想個gag太爛,其實可以學⋯⋯

最低級錯誤:我講個笑話你聽
如果你係星爺迷(以前嗰個)或是子華神迷,甚至試當真鐵粉,你有幾何聽過他說笑話時會講:我依家講個笑話你聽呀吓……這是一個很低級很低級的錯誤,切記。
笑大多時候是一種反差或者意料之外或者無厘頭,當你笑着說笑話,像預告別人你要講笑話,反而少了驚喜,便沒有那麼好笑了。舉一個例子:當你老細說「我諗到條好橋。」通常係最廢嘅。

再進一步,千祈唔好笑自己的笑話。幽默的人要知道怎樣扮 cool,由他人笑。

哲學的paradox,其實就是留意生活上的一切
之前訪問過黃子華(我見過,我真係見過),但我唔會覺得見過佢自己就識講笑話。問他怎樣創作?他很嚴肅地說:「正如霑叔所講,創作就是坐著什麼都不做,只有想。創作的過程絕不精采,你要很集中,很有 discipline。」大家都知,子華是讀哲學的,他的笑話好笑,skechers shoes往往是一種語帶相關有點點哲學的詭思,以下是一些金句,笑完之後其實你便若有所得:

「我生平最憎兩種人:一種係種族歧視的人,第二種係黑人。」
「最冇風險嘅事係等死, 你一定等到!」
「錢唔係問題,問題係冇錢。」


哭着說笑話,笑着說悲劇

最高的境界其實是:哭着說笑話,笑着說悲劇,看似荒謬,然後笑中有淚。英國人最識做呢件事,去找些 Oscar Wilde 的金句來讀讀吧!你一定會苦笑。

而如果,你又想起黃子華,少年你太年輕了,娛樂圈中一個更為人讚頌的鬼才:林—振—強,他所創造的笑話簡而精,卻不失幽默,只是這種幽默,是一種冷眼見盡了人世間種種光怪陸離後,再以更荒謬的方式呈現出來,把荒謬變為合理的社會現象。

「最戇居的水上活動,就是一個人跌進愛河。」
「站在海傍時,浪漫之人仕會認為自己在看海,不浪漫的人覺得自己在(睇水)。」
「香港人:愛穿名牌運動鞋但不愛運動的人。」
「有些人的毅力驚人,即使沒有塞車,他們仍可堅持遲到。」

利申,這不是一個笑話教室,見字飲水。

美中之間 日本如何做到「八方美人」

安倍

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

日本共同社在本月7日的一則報導,內容有關日本政府曾被諮詢是否加入美國、英國等嚴厲批評中國在香港建立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聯合聲明,而日本政府表示拒絕。在這則新聞報導之後,引發許多的爭議與討論。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也是日本政府的官方發言人,8日在記者會上回答日本媒體記者的詢問時,對上述新聞報導內容予以否認,且重申,當中國通過香港國安法後,日本在第一時間透過他和外相茂木敏充表達深切憂慮,並召見中國駐日本大使孔鉉佑等方式,直接向中國高層和國際社會明確表達日本強烈的立場,美英等國也對日本的應對表示肯定,沒有所謂的「失望」之說。10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國會表示,日本政府將主導七大工業化國家(G7)發表關於香港問題的聲明,對「香港國安法」表達憂慮和不安。安倍首相的發言,顯然是希望可以化解外界的質疑。

然而,面對國際局勢出現愈來愈多的新聞報導,類似「美中競爭」、「新冷戰」、「戰略競爭」等內容,日本面對「印太同盟」與「中國夢」的戰略選擇,的確很難做到「八方美人」,也就是難以「面面俱到」。

日本知名學者白石隆,這位長期在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任教的學者,也長期擔任日本政府在外交、經貿與科技發展政策等領域的諮詢顧問的學者,日前在「中央公論」雜誌發表的文章,銳利且深刻地分析日本政治外交在面臨這種矛盾情境的艱難選擇。

白石隆教授在文章中以「日本在亞洲」與「德國在歐洲」來做為比較。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德國,因為戰敗的緣故,德國被分割為東德與西德,西德更成為美蘇冷戰對立的最前沿國家。西德於是採取:為確保國防安全而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以及以強調「我們都是歐洲人」來迴避「(德國的)民族主義」,德國與法國進行和解與結盟,共同推動歐盟整合。透過「北約」與「歐盟」來作為德國經濟繁榮與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當冷戰結束,德國統一之後,隨著歐盟東擴,德國已經不再是美蘇對立的最前沿國家,國防安全的壓力大幅降低。擁有強勢經濟力量的德國,被美國不斷施壓與要求應增加軍事支出費用,歐盟其他國家更強烈希望德國進一步擴大財政支出以支援限於經濟困境的歐盟會員國,這些外壓卻讓德國民眾逐漸降低對北約與歐盟的支持,因為德國民眾不願意因此而犧牲國內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全。

至於在亞洲的日本,同樣也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日本國土沒有被分割佔領,日本也不是冷戰對立的最前沿國家,亞洲也沒有形成類似北約的集體安全組織,日本的國防安全主要是依賴美國提供的核武保護傘以及駐日美軍的威嚇力量;在冷戰時期的亞洲,更沒有區域性經濟整合機制。

當冷戰結束之後,亞太地區出現區域經濟整合的討論機制,再加上日本、南韓、中國沿海省份、台灣、香港以及東南亞區域已經建立了區域性跨國生產分工體制,並且帶動該區域與相關國家快速的經濟成長。

只是,隨著1997-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且成為「世界工廠」之後,亞太區域整合的性質出現質變,原本是「美國(加上歐盟)─日本─亞洲其他國家(包含中國)」三角貿易結構,在本世紀初期轉變成「美國(加上歐盟)─中國─亞洲其他國家(包含日本)」三角貿易結構。問題是,由於亞洲區域依舊欠缺區域性集體安全組織或相關的機制安排,經濟議題與安保課題出現緊張衝突關係。

中國雖然融入亞洲區域經濟與全球經濟整合,但是中國不在美國所領導與設計的亞太區域安全機制之內,因為美國在亞太區域建立的安保機制是以美國與個別國家,例如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等國,以雙邊架構為主,建構出「輻射式」(hub-and-spokes)區域性安保架構。中國不在此安保架構之內,日本成為美中對抗的最前沿國家,這才是問題之所在。

日本應該如何因應?或者亞洲國家如何因應日益增強的美中對抗局勢?這是一種選擇,也是一個不同的交易「成本─效益」選項的選擇課題。然而,正如最近爆發的「COVID-19」全球疫情,為何爆發?如何擴散?未來有何演變?甚至何時結束(或永遠無法結束)?政治領導者如何因應這種危機?面對這種「不明之未知情勢(unknown unknowns)」,政治領導者如果不小心做出錯誤的選擇,很容易導致民眾失去對政府的信心。因此,慎選政治領導人是很重要的,政治領導人的謹慎決策更是重要的。